2009年4月22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在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参观时，要求党政干部学习周恩来做人的风范：“首先是做人，再就是做一个模范的共产党人，再就是做一个革命家。”寥寥数语，层层递进，给了我们一把揭开周恩来人格魅力的钥匙。我们常说，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，一件小事可以映照出一个人的品行和灵魂。周恩来的人格魅力体现在许多方面，是一个说不尽道不完的话题。这里，笔者想以周恩来学习、工作、生活中撷取的几件小事，作为他人格魅力的缩影和见证。
家庭教育奠定人格魅力
家庭是一个人最初的也是永远的学校。周恩来一生倡导友善，这与他的家风家教密不可分，更与他的3位母亲的教育息息相关。3位母亲对他性格的形成、教养的提高影响极大。
周恩来的生母万氏，是清河(今淮阴市)县知事万青选最喜欢的女儿，乳名“冬儿”，排行十二，娘家人都称她“十二姑”。她外貌美丽，心地善良，性格豁达开朗，敢于破除陈规陋习，不裹足。她虽然不识字，但从小常随为官的父亲外出，见识很广。她的父母也特别愿意带她参加各种社交活动。
由于万氏聪颖贤惠、办事精细，在家时就主持了万府家务。嫁给周恩来的父亲后，又开始掌管周家这个败落大家庭的全部事务。 周恩来的曾祖父周攀龙早先给县官当师爷，到了晚年才得任山阳知事。周攀龙去世后，周恩来的大伯周贻赓在奉天一个衙门里当“主稿”，“主稿”属于中下级职员，收入有限，对于家庭支持不多。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在外做点文书之类的工作，也无钱养家。周恩来的两个叔父：贻奎残疾，贻淦夭亡。在这个破败的大家庭里，周恩来的母亲万氏便成了顶梁柱。平时，周家经济入不敷出，要典当借贷；亲朋好友的婚丧喜庆、迎来送往，要出面应酬；大家庭内亲戚间有矛盾，要调解纠纷……这些事都需要万氏出面。凡事只要请“十二姑”来，哪怕再棘手难缠，都能迎刃而解。后来万氏在处理这些麻烦事时又常常带着爱子恩来。日积月累，生母开朗直爽的性格、排解难题的果断能力、处理家族事务时所表现出的精明干练,无疑对周恩来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。
周恩来的养母陈氏是他的小婶母，因为小叔父得了肺痨，又没有儿子，周恩来就被过继给了小叔父“冲喜”，于是小婶母就成了周恩来的养母。陈氏出生于书香门第，自幼能书善画，诗词皆通，很早就在学业上为周恩来启蒙。陈氏教他识字、背唐诗，给他讲历史和神话故事，令他“终日听之不倦”。正如周恩来自己所说，“没有母亲的教育，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”“这样的家庭不能不影响着我的思想。一个人幼年所受的影响，往往在他的思想上、生活作风上长期存在”。可见，幼年时的周恩来在家庭中既受到了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，也能接触到社会上出现的新思潮，这些都对他影响颇深。
周恩来不满周岁时过继给陈氏，由于陈氏无乳汁哺育，就在南门大街小鱼市口施家巷雇了20多岁的蒋江氏给幼年的周恩来做乳母。
蒋江氏出生于农民家庭，勤劳善良，周恩来一直称她为“蒋妈妈”。蒋妈妈也极其真诚地把周恩来当作自己的亲儿子看待，她不仅用乳汁哺育了周恩来，还经常带他在菜地里种瓜种菜，用自己的言行向他灌输着劳动人民诚实朴素的情感，教会了他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。
周恩来热爱劳动，对学习农家知识的兴趣颇浓，常常跟着蒋妈妈在小菜园种菜、锄草、浇水、捉虫。蒋妈妈也总是不厌其烦地回答着他各种各样的问题，满足他的好奇心。她还给周恩来讲起乡里农夫怎样耕田种地，没有牛就人拉犁，面朝黄土背朝天是多么辛苦。在长期的相处中，勤快又善良的蒋妈妈给童年的周恩来普及了很多农情事务、乡村野史，给他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，潜移默化中培养了他勤劳、朴素的品质。这些经历，不仅让周恩来和蒋妈妈的心贴得更紧，更使他体验到了底层人民生活的真实状况，感受到了劳动人民的勤劳质朴，并对他们产生了亲密真挚的感情。
周恩来在淮安城东门东岳庙附近的龚家读书的时候，一天傍晚，风雨交加，蒋妈妈冒着大雨去接他，要背他回去。周恩来却怎么也不肯，说：“蒋妈妈，你小脚，路上滑，还是我搀着你走好！”就这样，他们互相搀扶着回家。后来，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，蒋妈妈竟借了高利贷作盘缠，千辛万苦去南开看望他。两人见面，抱头痛哭。周恩来当时虽然正忙于学生运动，但他仍留蒋妈妈在天津住了5天；临行前，还请四伯父替蒋妈妈买了船票，并送她几十元钱。几十年后，已经担任了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，还曾多次向到北京的家乡人打听蒋妈妈及其后代的情况，深切地怀念着这位把自己喂养大的乳母。
待人以诚善于团结同学
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期间，喜欢广交朋友，他说：“有友为励，益奋吾志。”还说，交友要“相勉以道德，相交以天真，相待如兄弟”。在校期间，他积极发起与组织各种学生团体，把广大同学团结在一起。其中，在考入南开的第二年，他与同学张瑞峰、常策欧发起成立的“敬业乐群会”便是影响较大的学生团体之一。
周恩来把课余时间几乎都用在了会务上。在他的组织下，会员们参观工厂、农村，举办时事讲座，召开辩论会、演讲会，探讨救国救民的道理。由于周恩来待同学如兄弟，用他的满腔热情和聪明才干热心为大家办事，同学们对他非常信任，纷纷团结在这个组织周围。“敬业乐群会”的成员从最初的20多人，逐渐发展到280多人，占学校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。周恩来自己也在各项活动中得到了锻炼，一天天走向成熟。
平时在与同学的相处中，周恩来坚持友善待人。据周恩来的南开同学张鸿诰回忆，1914年8月，周恩来与他在南开中学是舍友。南开中学学生住宿是自愿结合的，周恩来、张鸿诰、常策欧等人很谈得来，便同住在一个宿舍，即新建的西斋楼35号。早上6点半学校打起床铃，周恩来比别的同学起得早，为了不影响其他舍友睡觉，他总是轻轻踮着脚走路。每天晚上10点宿舍熄灯，熄灯后他也自觉不再开灯。他的一举一动都考虑到不要妨碍舍友的休息。
周恩来不仅与志同道合的同学相交很深，建立了淳朴的友谊，而且还能团结与自己有矛盾的同学共同参加各项活动。
1913年8月，在南开学校里曾经发生过一件不愉快的事。那是新生报到的一天，东北同学南士豪、于佩文来到周恩来的宿舍找老乡玩，当听到周恩来的苏北口音，就一起嚷了起来：“咱老乡的屋里怎么有一个南方蛮子？”周恩来一听话音不对，客气地说：“二位请坐。”谁知被刚好进门的室友、来自江浙的潘世纶等听到，顿时气不打一处来，便说：“这么客气干吗？他叫你小蛮子，你就叫他小侉子！”南士豪哪能咽下这口气，举拳就向潘世纶打去。一旁的周恩来眼疾手快，一把拉过潘世纶，使他躲过了这一拳。火气正盛的双方一激动，动起手来。周恩来赶紧拉架，站在双方中间喊：“我们都是同学，多讲友情，不分南北。”正说着，脸上就被南士豪打了一拳。但他没有还手，仍在劝架。后来同学们纷纷劝架，这事才不了了之。
这以后，打架的事一直在东北和江浙学生中间议论，形成南北对立情绪，影响了新社团的成立。要想让双方都加入新社团中，首先要说服江浙的同学。怎么说服呢？周恩来沿着花园走了一会儿，终于想出了一个好主意，便向着江浙同乡会会长高宝寿的宿舍走去。
见周恩来进宿舍，高宝寿就问道：“周恩来，我以江浙同乡会会长的身份问你这个副会长一句，你在东北读书，和东北人熟，是不是想帮东北人吃掉我们的同乡会？”众人的目光一齐注视着周恩来。周恩来稍沉默了一下，诚恳地说：“我想组织新社团是不取消同乡会的，不分省界，自由结合，联同学之感情，补教科之不足，没有谁吃掉谁的意思。”接着他继续解释说：“同乡会与新社团都是友谊关系，一个是重乡情联谊，一个是重学业娱乐，互为补充，互不排斥，没有矛盾。”几个同学有点动心，但还是责问周恩来：“那我们同东北人的账还没算呢！你被打了一拳忘记了吗？你这副会长还当不当？”周恩来摸了摸脸，说：“这一拳是没忘。”接着，他换了一种语气说：“难道非要你打我、我打你这样打下去吗？打群架是违反校规的。我愿意为大家服务，至于要不要我当副会长嘛，大家看着办！但是，我还是要劝大家一句，不要凭感情用事，要以学业和团结同学为重。”
周恩来的大度感染了在座的江浙同学，他们纷纷表示要正确对待成立新社团这件事。在同学们散去之前，周恩来又讲了新社团入会自由等原则，最后，他说：“即将成立的新社团是我们大家的社团，希望大家讲团结，多商议，支持它的组建。”经过周恩来等人的紧张筹备和操办，南开学校新社团终于得以成立。
周恩来从南开中学毕业时，在《第十次毕业同学录》中对他有这样一段记载：“君性温和诚实，最富于感情，挚于友谊，凡朋友及公益事，无不尽力。”这说明他在学校里善于团结同学，热忱帮助同学，与很多同学结为知心朋友。
心系群众彰显为民情怀
周恩来的友善不仅彰显于他的少年时代，还践行于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。在革命岁月中，周恩来努力奋斗，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付出毕生精力。他不仅是国家价值目标的积极追求者、社会价值取向的忠诚践行者，还是个人行为准则的模范引领者，是人民心中最受尊敬和最受信任的共产党人之一。
周恩来曾写下一份《我的修养要则》，以明心志，其中写道：“永远不与群众隔离，向群众学习，并帮助他们。”
周恩来的心中始终装着人民，他很少会忘记他所认识的人的名字和面孔。1957年，他同30年前参加过上海武装起义的工人会见时，差不多每个人的名字都叫得上来。30年的时光没有冲淡他对普通群众的记忆。人们惊叹周恩来超凡的记忆力，更佩服他那颗装着人民群众的心。周恩来在文艺界有很多朋友。一次，他和演员们见面，记起上次听说有个演员的孩子病了，这次一见面就问那个演员：“你娃娃的病好了吗？”一声问候，感动得这个演员几乎落下泪来。著名电影演员张瑞芳说：“周总理惊人的记忆力，来源于他对情况的深入了解，来源于他对群众的满腔热血。”
周恩来把对人民之爱落实得非常彻底，总把自己作为普通人置于人民当中，与人民风雨同舟。他在下基层时，与工人农民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；到剧院看戏时，为了不打扰群众，总是推迟进场，提前退场；他坐汽车常常向司机交代，不要多按喇叭，白天怕引起行人紧张，影响安全，夜晚怕影响群众休息。1956年7月，周恩来冒着酷暑，到某炼钢厂视察。在铸钢车间，他问车间负责人，你们这里的温度有多高？回答说有40多摄氏度。周恩来说：我到过热带地区，那里最高气温也有40多度，可没你们这里热。于是，他对陪同视察的厂长说：你们要关心工人的疾苦，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。从此，炼钢厂的降温风扇就多了起来，厂里还为工人们设置了冷气休息室，给当班工人供应冰镇饮料，发放高温保健食品。
1959年1月，周恩来到广东从化看望因病在那里疗养的邓颖超，却发现温泉都被干部疗养院占了，当地的普通百姓却难以享受到温泉。他在视察温泉小学时问道：“孩子们有没有洗澡的地方？普通群众有没有洗澡的地方？”负责人解释道：“因为经费困难，还没能给当地群众修建浴池。”周恩来很生气，批评说：“都知道洗温泉好，能治病，可当地群众祖祖辈辈生活在这个地方，却洗不上温泉。你们说，群众会怎么想？你们在温泉边修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们住，我们随时都可以享受温泉，温泉地区的老百姓却洗不上温泉，我和小超都感到不安。”“我提一个倡议，凡是到温泉疗养的同志，向当地捐款，给温泉人民建一座温泉浴室，我和小超带头，每人捐100元。”当地负责人见状，连忙说：“我们一定想办法给群众建浴室，总理的钱就不要捐了。”“不，这是我和小超的一点心意，你们一定要收下。”回到住处后，周恩来就让秘书送来了200元钱，坚持让负责人收下。1962年，周恩来到从化开会时，仍记挂着为普通群众建温泉浴室的事，他专门询问当地负责人：温泉浴室好不好用？群众满不满意？当得知一座共有18间冲凉房、可同时容纳50多人洗澡的温泉浴室已经建成时，周恩来满意地笑了。
爱人者，人恒爱之。周恩来虽然已经离开我们44年了，但是人们还是常常想起他、说到他，一提起他就感到亲切自然，斯人如在眼前。周恩来总能给人以爱和理解，而且极其自然而得体，他以诚待人、以情感人、以心换心，感动着全中国，感动着全世界。他的人格魅力像一盏明灯照耀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。